免责声明·来源网络不承担任何责任| wca 摘录 | 时间 2011/11/6 阅读:4685次|如有侵权请来电删除

 杜维明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长期以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当今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通过对话来消除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近日,本报记者在哈佛大学对杜维明教授做了专访。
    
一、现在正是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
    
    文汇报:您一直致力于研究并阐发新儒学。在21世纪,我们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儒学传统?
    
    答:任何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复杂的,有精华,有糟粕。伟大的传统都是如此。从“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儒学的时候,把它的糟粕用放大镜查找出来。儒学糟粕的根基是假三纲、权威主义、小农经济意识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些糟粕与现代社会都不太相符。可是,儒家作为精神文明,在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华民族的心灵启迪方面,每个人都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做人的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宇宙乃至人与天下的关系。这些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传统从正面意义来看就是历史的记忆,它是一个积累,也是塑造一个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假如一个民族丧失了记忆或发生健忘症,认为过去的东西不堪回首,这是切断传统。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传统内容非常丰富。中国从商周以来历史的记忆就很强。而现代文化的传统因素则越来越少。现在看来,记忆的忘却使我们的创造性受到影响。以前认为只要切断传统,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发展,我们的创造力就出来了。其实不然。在21世纪再回过头来看,如果开放不够,人文领域的创造性就会受影响。如果人文文化的底蕴不够,也会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面对西方的挑战,现在正是我们重新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时候。
    
    文汇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能发挥什么作用?
    
    答: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儒家为主的文化,注重和而不同,强调通过各种不同方式使社会和谐。即使有矛盾冲突,它也采取殊途同归以及协和万邦的方式,使各个不同阶层和族群都能够和谐相处。和谐是一种复杂的管理,必要条件是异。这就如同烹调需要不同佐料、绘画需要不同颜色、音乐需要不同乐器一样。
    
    中国目前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处理各种尖锐矛盾,特别是贫富之间、城乡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健康互动。构建和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机械的社会整合,另一种是有机的社会整合。我们需要的是有机整合。这就需要沟通,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有各种不同的对话。对话是平等互惠的。在这方面,儒家的传统资源非常丰富。开发资源不仅需要知识,而且需要有智慧。
    
二、文化底蕴不够,经济竞争力不会强
    
    文汇报:在日本和印度,文化人表面上看并不富裕,但他们的精神资源丰富,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我们的教育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重理工、商学、医学和法学,但是轻文科,文史哲专业的毕业生出来找工作不容易。这种倾向对社会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
    
    答:这种现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如果从文化中国来说,不仅中国大陆,海外华人社会很早以前就出现这种情况。文史哲研究需要有长期努力,而且一定要有相当高的才华。不妨打个比喻:如果有医德和基本技术,外科医生对相同的手术可以重复做1000次,不需要很高的才华;但要成为作家,成为有创造的小说家,就要有才华。工程师可以按部就班;但要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则要求很高。西方现在从事人文研究的,许多人都是他们一代人中最杰出的,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化的美国人,都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
    
    我觉得文化中国有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底蕴不太厚实,不是整个民族的文化底蕴不厚,而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底蕴不厚实。原因是很多人太功利,太现实。另一个问题是,在价值领域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不够多。从文化角度来看,如果把文化中国最好的一批报纸与美英日一批最好的报纸相比,比如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英国的《金融时报》以及日本的《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相比,你会发现,中文报纸的文化信息量少,关注的主要是娱乐、企业、商业和体育。《朝日新闻》有许多卖书的广告,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多见。这是值得注意的。
    
    现在时兴把文化称作软实力。对一个民族来说,如果文化底蕴不够,在纯粹的经济方面的竞争力不会很强。
    
    文汇报:作为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您是如何向美国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国人为什么能逐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
    
    答:如果一个东西有内在价值,不需要宣传,不需要用扩大器来大为传播。一个文化有自信和底蕴,是活的文化,就可以感染别人。宋朝时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保持频繁的商业往来,明朝时郑和下西洋,都是这种自信的表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当时力量很大。
    
    儒家有许多内在的资源。我在中学就接触儒学,我相信它的内在价值,花了大部分时间去了解它。在西方,通常是通过对话来了解另一种文明的。我同西方的神学家、哲学家、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通过对话形式,或通过学术会议做报告的形式,来向他们介绍儒学。对话事实上是很艰难的,需要我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儒家在有些地方从表面上看与西方文化有冲突,但双方可以互补。比如在新教文化里,不管人家对你怎么样,你都要对人家好,基本上采取了类似儒家“以德报怨”的态度。
    
    我从上世纪60年代来哈佛教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一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不仅对儒家传统耳熟能详,而且还把它当作创造性的哲学思想,所以,它也被称做波士顿的儒学。波士顿的儒学家都是基督教的神学家,他们注重研究儒学的基本价值,比如礼、修身、人际关系。由于西方社会太突出个人主义,波士顿的儒学家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弥补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不是说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东西来救西方,但儒学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慢慢有了。儒学与西方进行真正平等互惠对话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出现了。
    
三、21世纪更注重人的终极关怀
    
    文汇报:儒家的价值与西方的价值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冲突?
    
    答:从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五四”以后出现了许多以儒家文化为终极关怀的大思想家,如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马一浮和冯友兰。这些思想家都考虑如何改变儒家价值与西方的现代价值不同的地方。他们试图改造儒家的阴暗面,这是一个时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非常曲折,几乎没有发展。在港台地区有一些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钱穆等人。
    
    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化有什么相互关系呢?我认为,现在是双方健康对话的时候了。可以借助儒家广义的人文精神对西方现代化最有说服力的启蒙心态进行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启蒙的价值突出自由,儒家则注重公义(正义);西方重视法治,儒家则注重礼让;西方突出权力,儒家则注重义务和责任;西方注重个人主义,儒家则比较讲究社会的整合;西方强调理性,儒家则重视同情和恕道。
    
    文汇报:美国各大学建立了不少孔子学院。孔夫子为什么在美国非常出名?
    
    答:孔子学院实际上是比照德国的歌德学院,或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专门在世界各地推广汉语教学。国内几个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一些汉语教师被请去教汉语,因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有兴趣。美国马里兰大学第一个建立起了孔子学院。全世界现在有200多家孔子学院,因为大家慢慢有了这个需求。我希望孔子学院不仅要面广,而且要深,不仅介绍中国语文,而且介绍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
    
    文汇报: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看?
    
    答:前几年,美国人文学者联谊会为我颁发终身成就奖。此前获该奖的包括研究生物伦理的埃德蒙·威尔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我获奖时有个感触:现在要走出凡俗时代,就需要21世纪的宗教和文化认同进行大调整,如果不重视宗教,社会就很难和谐。这里所说的宗教,也就是人的终极关怀。